薔薇園裏的華爾茲

小葵突然宣布要结婚了，嫁给那个曾经打过她，反对她上网、看书甚至看DVD的男人。

在MSN里，她对我说，我对婚姻的要求跟你不一样。于是，换我语塞。

结婚，这个在所有女孩子心中曾经代表着瑰丽和神圣的名词词汇，在作为动词的时候，却常常是那么的轻易地被实践了。

亦舒曾经说过，人们爱的是一些人，与之结婚生子的，是另外一些。

曾经认为这样的论调未免过于武断和残酷，年纪渐长，才逐渐体会到，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还记得她在年少时曾经交往过的两个校草级的男孩子，那种青涩的仿佛带着花香的恋情，有满心欢喜，有独自垂泪，彼此都曾肆无忌惮地喜欢过并相互伤害过，最终一切就如雨后夏日的草木香，悄然而逝了。

当女孩子们逐渐长成女人，从满身满心的伤痕中重新认清这个世界，她们终于明白，纵使你有再善良的心，再纯真的感情，再丰富的内心世界，也未必有人懂得欣赏和珍惜。

当她们在很多年后发现，当初的他们并非不懂浪漫，不懂回报，不懂爱情，只不过他们的付出，并不是对自己时，会有多少人伤心痛哭，又有多少人只是惨然一笑。

这些曾经柔软的心在层层伤痕的包裹下变得坚硬，麻木，甚至迟钝，外界一次次的打击，对她们而言，慢慢不那么疼了，遇到更加残酷丑陋的人和事，她们都受住了，一句怨言也无，连自己都觉得悲凉。

便是这样，还难免被人唾弃说，咄，珍珠变鱼目。可珍珠又哪能经历住生活的这一番番磨砺呢？

人家是玉，我便甘愿为瓦好了。

付出与回报之间，从来就不成正比。付出未必能得到同等的回报，但不付出便一定得不到回报。

經歷了漫長的嚴寒，短暫且雨水豐沛的春季，高溫送著酷暑倏然降臨，令人感覺仿佛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被人在肩頭拍了一巴掌，脆生生火辣辣地灼熱感告訴你，今年竟這樣悄無聲息地就走到一半了。

又一個連軸轉的周末，在明亮的晨光中早早地醒了，頂著高懸的太陽循著平日上班的路綫西行至學校，身上幾乎汗透了。老師還沒到，同學也影子都不見一個，定定神回想一下，沒記錯教室，悠哉遊哉地去接水，漫步在寬敞卻結構怪異的二教，享受我的周末學生生活。

教我們“國際傳播”的老師四十出頭，溫和儒雅，講起課來慢條斯理，大約對我們這群在社會上頗混過些時日的學生不敢小覷，隱約似有幾分緊張。

聽課的人少，常來的都是熟面孔，課上課下談到近日的新聞時事，各自經歷，令人不禁覺得周末早起上課也不再是樁苦差事，倒對這樣的經歷珍惜不已，仿佛突然開了竅。

渾渾噩噩卻又忙碌不停的六個月，邁入人生新的里程，新的經歷和感觸不斷，只沒來得及一一記錄，更連從前的小心得小情調也懶得抒發了。

這一年的主題大約就是婚事，有時閒了我慢慢總結，至少也發個流水帳。

年齡漸長，越來越覺得，人生珍貴的是經歷，而姿態，其實並沒有那麽重要。

       坐落于五四大街29号的红楼建于1918年，其历史与北京这座古城虽不能比，但却远较其他钢筋水泥的现代建筑物多了一份深沉的气质。这座用红砖砌成的西式建筑物安安静静地伫立在北京城的中心腹地，为这个浮躁的城市平添了一抹悠然。

       尽管墙外并不宽阔的马路上往来的车辆肆意地炫耀着城市的喧嚣，围墙之内的红楼确是深沉地静默着。这座“工”字形长条建筑物的左右两翼优雅地舒展着，我仿佛看到了多年前，它欢喜地迎接着那些正迈入这崇高殿堂的莘莘学子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踏入红楼，眼前是旧式建筑固有的宽敞门厅，雪白的墙壁，高悬的日光灯，以及左右两侧沿着中庭环绕而上的台阶，一如我们中小学时常见的教学楼。望着正对面空空的墙壁，我不禁想，这里应该也曾树立着一面让学生检查仪表的仪容镜吧。

       旧日的北大学堂已经被重新定位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我们依然能够从与之相关的文物和展品中领略其昔日的风采。

偌大的红楼仅开放了一层供人参观。东西两翼各辟出了一个房间分别展出陈独秀和蔡元培的手迹、书信等。灿烂的阳光透过明亮的玻璃窗洒在刷了红漆的木地板上，坐在南面的教室里上课一定很舒服吧，我不禁这样想。

    想必红楼的管理者也了解北大学子的红楼情节。除了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主导者简略的图片、事迹介绍及旧物展示，这里还复原了老北大教室、图书室、报刊管理室和活动室的样子，任故人追思，新人遥想。静默的红楼无言地诉说着它辉煌的过去，骄傲地展示着它曾孕育出的丰硕果实。

今天做刊物，無需太集中精力，於是開了豆瓣電臺聼，不時有熟悉的旋律響起，忍不住輕聲地跟著哼，心情一下子好起來。這個創意真是厲害。

難得一個沒什麽壓力的周末，晚上洗頭洗澡，看兩眼韓劇，開幾個網頁，不知不覺就晃到了要睡覺的點兒，超沒成就感。雖然一直想要有充分的時間窩在家裏看書，可在書櫃前掃來掃去就是沒一本書入眼，索性也就放棄了，微微惦念週一在西單圖書大廈和老公一起挑的《未央歌》和《三杯茶》。

人就是這樣，在那邊時縂覺得還是家裏可選擇的閲讀餘地大，而真正回到了傢，又喜新厭舊起來，沒什麽想什麽。

無意中看到的婚紗，真是美極了。娘一直說俺的五短身材就不要考慮穿這種既貴又不實用的東西了，但是欣賞總可以吧~

随着周末的临近，预报的寒潮终于现出踪迹，阴霾笼罩着整个京城，窗外一片冷冰冰的灰色。

第一次小组活动的时间终于可以敲定，还有相关的组织需要联系。可月底要交的公关企划作业，还一丝头绪也无，想起来就头疼——交友不慎害死人呐——虽然这么说有点不厚道，但是影响人家的作业成绩更不厚道吧？！

还在慢慢适应婚后的生活，两边跑的日子虽然辛苦，但是两个人拉着手上下班的感觉真是温暖，而每当想到下班后会有个人在路上等你一起回家，那天便好像是节日一样。

只是在时间的把握和安排上还有些不如意，已经好几天没静下来读书了呀，而安逸的4号线则让我每次通勤的时候都昏昏欲睡点头如捣蒜，当然对着电脑一整天下来还是不要那么用功了吧，否则眼睛都要瞎了。

今晚要静下心来看看书，躲电视远点吧~

婚前分居，婚后继续分居，我的婚姻生活果然很另类。。。。。就像越男说的，我们组都是牛人。。。。。。哀怨啊~

DJ 股市聚焦：中国IPO申请所面临的不公平竞争

上海（道琼斯）--国有企业进入股市融资的做法被中国市场人士戏称为：“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市”。

这一说法也准确地描述了许多排队等待中国政府批准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公司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

中国政府7月份终止了长达九个月的非正式IPO冻结期，但从那时起就一直安排国有企业比财务状况更好的民营企业优先上市，而这为未来6-12个月股市可能发生动荡埋下了隐患，届时，部分上市国有企业的业绩报告可能让其本质上的弱点大白天下。

不仅如此，为了迅速提高这些国有企业的利润，中国政府还延长市场的发展期，而不是任其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行成熟。

中国有300家企业的IPO申请在等待政府审批，看看7月份以来获准上市公司的名单一切就一目了然：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rp.)、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Metallurgical Corp. of China)、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NR Corp.) 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China Shipbuilding Industry Corp.)。

四家获准的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并且它们的IPO申请很快就通过了审批程序。

在市场中流传著这样一种解释：由于上证综合指数走势依然强劲（年初以来已累计上涨56%），中国政府批准国有企业优先上市是希望让它们们能够抓住以较高本益比发行股票的机会。

考虑到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国有企业没有一家能够上市的情况，这种解释就更加可信了。

上述四家国有企业都未能满足上市前连续三年实现净利润的上市要求：其中三家去年才刚刚成立，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由于2008年发生巨额亏损也不符合上市资格。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简称：中国证监会)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官员称，这些公司的上市获得了国务院(State Council)的特许。

这表明中国政府有著自己的算盘：所有这些国有企业的借贷比率都超过了80%，让它们从股市融资意味著政府在实施人民币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时甩掉了一个大包袱。

那么试想民营企业又会作何感想呢？它们已经苦苦等待了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等到IPO重启，却又让中国中冶这样的国有企业占尽先机。要知道，中国中冶的核心业务是炼钢业务，而钢铁业目前正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

这些民营企业才是真正连续三年实现净利润的公司。政府的这一做法让它们彻底意识到：在政治背景面前，经营业绩算不了什么。

-Michelle Ng

人生就是这样的，有的人遇到便携手一生；有的人只能陪你一段路，也有的人，注定只是一个瞬间邂逅过的陌生人，无论是否有缘分，也总是走着走着就散了……

而无论身处何处，无论我们是否记得那些曾经见面，却成为陌生的陌生人，但愿我们都有时间抬头仰望星空，都在过我们希望的生活。

一号陌生人

一号小朋友是我在丽都广场偶遇的。节假日的丽都附近，是狗仔最爱去拍国产明星八卦新闻的地方，而工作日的丽都，没人，安静，绿色环绕，是我的乐土。

某个安静的午后，我跟好朋友张悦然谈完事情，等待朋友来接我的空挡里，跑去巴克买咖啡，发觉有个很帅气很帅气的小正太，一身Gap的潮流童装，一个人孤独的坐着沙发里面吃maffin，超有型的，于是忍不住就走上前跟他搭讪，问他，我可以坐这里吗？

小正太很淡定的看了我一眼说，yes pls，但我有女朋友了，先告诉你。

哇，还是一个讲洋文的，难怪是个小正太。

“你叫什么，怎么一个人呢？爸爸妈妈呢”忍不住，我的问题一大堆

小正太撇撇嘴说，“作为一个陌生人，你这样问，很不礼貌。但我还是告诉你，我叫Oscar
我一个人是因为我讨厌Mara一直跟着我，所以她去超市了
我的爸爸妈妈正在楼上的律师楼协议离婚……”

Oscar今年7岁半，原来住在日本大阪，但他是一个美国banana小孩，妈妈是中国人，据他说是个著名的舞蹈演员，爸爸是美国人，好像是一个美国商会驻日本的一个什么什么，那段英文我听的不是很真切，而他也翻不成中文。

我问Oscar，他们离婚，你会难过吗？
Oscar说，喔，我们都是公平的，他们愿意分，我接受，但上帝保佑，不要再吵架
就怎么样都好
那你要跟爸爸还是妈妈呢？
爸爸要留在日本，在日本不能说英文，我不想。而妈妈有了新的男朋友，在北京
那你想去哪儿？
我想回旧金山，因为Linda在那里
Linda是谁？她跟Mara是怎么回事
Oscar不高兴了，说，Mara是菲律宾人，而Linda是我的太阳，她是我女朋友
我一下就乐了
Oscar又不高兴了，说，请你尊重我的女朋友
我赶忙点头说，Linda很需要你吗？

Oscar字正腔圆的说，我绝对不会像爸爸对待妈妈那样对待Linda的，我不会在Linda需要我的时候不在她的身边，我不会让她失去我……as a man，我要对她负责任。

这时候，一个穿着相当入时，确实很美很美的年轻女郎走进来，跟Oscar说，怎么就你一个人，Mara呢？我们走吧。
Oscar问，mum，你签字了吗？
女郎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拉着Oscar离开了。

二号陌生人

我的工作，需要我每年不断的看演唱会和音乐会。

那几天正在沮丧期，工作的进展不如预期，又面对某一个vip人士给的选项，留在北京奋斗真的去另外一个地方过富足而平静的生活，犹豫而矛盾。
于是科尔家长说，想也想不出，我们去看演唱会吧。
硕大的工体，其实不怎么是我的菜的歌手，很多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却依然让我觉得充满了距离感。
我们坐在第七排，而我注意到，有个矮小的女生，来来去去的在我身旁和前面晃，看了我很多次。盖斯基调侃我说，人家认得你哇。
后来，开场，几万人跟着帅哥鬼那么high，而我却完全置身事外，于是决定退场。终于，偶像开始唱慢歌的时候，我偷偷摸摸的往外蹭，准备去找来北京做唱片的Francis聊天去。
但也许因为我们坐在内场的最中间，因此磨磨蹭蹭了很久，才走到边上的出口，于是我就看到了二号小姐。
她头发短短的，一件白色的小tee和简单的牛仔裤，很安静的在万人的叫喊中对着我笑。她问我，你是闹闹吗？我说我是。
然后遇到一曲结束，在大家的尖声叫喊中，我完全听不到她在说什么，是很长的几句。
偶像中场讲话，略微安静一点的场地，二号小姐跟我说，我是你的读者。
每每遇到这种事情，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回答什么，好像这种时候我就是个不怎么大方的人，就只是简单的说了个谢谢
那女孩说，我还记得你写过的那句王尔德说的话，“即使身处阴沟，也总有人看得到星星”，我会努力做那个可以看到星星的人……

在那场合，突然听到有陌生人说这句话，真的是……然后，她就递给我一个小东西说，我想送你个小礼物，可是真不好意思，我只能送你这个……然后她就跑开了

我手里，是一个做的笨笨的幸运星，而需要知道的是，那是拿那天演唱会的票外面的票卡折的……需要知道的是，我们都见过那种用来做票卡的纸，有多么的厚，而把那纸折成一个幸运星，又有多么的麻烦……

幸福的是，我是真的，就这样简单的，被你鼓励了。

我很喜欢那句话，因此会一次次写在我的博客里。而人生的一种幸运，就是你的信念，可以传递给对的人，并且一路被继续传递着。

三号陌生人

三号小朋友是最让我难忘的一枚。

遇到他是在我的故乡济南。不久前，回去看爸爸妈妈，而每次回济南，我最爱做的事情就是跟爸爸一起在周末早晨去逛英雄山的书市和旧货市场，买些有的没的好玩的东西，英雄山市场出来，延伸到新世界百货门口，是一大片自由摆摊和卖艺的人。远远的，我就听到很有些功力的唢呐声。循声走过去，远远就见一对爷孙样貌的老人和孩子，正在一片嘈杂的人群的脚边卖力表演，爸爸常常说我有职业病，只要遇到这种跟民间音乐相关的凡此种种，我是无论如何都要去看看的，因为只听声音就不难分辨，水准真的很不错，而且笙与唢呐，结合的完美。

大抵因为他们去的晚了，或者因为他们是外地人，所以没有什么好一些的位置可以留给他们，他们表演的地方，是一个行人如织的转角，即使你想停下来，除非很用力的挤过去，蹲下来，否则根本没可能停留。他们的面前，摆了一块破破的布，上面歪歪扭扭的写了他们的状况，那块布已经被来去的行人踩的乱七八糟了。

我用了好几分钟挤到前面，布上大约是说，孩子的爸爸是个复员军人，回村路上遇到车祸，残疾了。孩子妈妈之后就留下一家老小走掉了，而孩子的爷爷是个腿脚不便的老人，他们的生活没什么依靠，现在只有靠卖艺维持生计。但那段文字的最后，专门写到，只要有一线可能，爷爷还是会用卖艺的钱送孩子念点儿书……

那孩子，很矮小很矮小，看不出年纪。但笙却驾驭的非常好。你知道，中国的传统民间乐器，其实就像民间相声或戏曲一样，原本就应该是一代传一代，师傅带徒弟，爷爷教儿孙，这样传承下来的艺术，有一种原汁原味的地道，与学院派是截然不同的感觉。我真的是瞬间就被那孩子征服了。

听了两曲，我还想听，但环境不允许。蹲在那块布前面的我显然是挡了很多人的路，曲子中间有几度，我都被挤倒，跪在了地上，再勉强蹲起来，然后再被挤到……
不得已，我拿出200块钱，递给老爷爷说，你们演的真好，但我得走了……

爷爷激动的不知道怎么办好，大叫了一声，哎呦……这……这可怎么是好……
你知道，卖艺的人一直被我所尊重，除却因为他是像我们一样凭本事吃饭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尊严，他们是不会因为你给了钱就给你磕头或者下跪的，他们就是为你表演，而当他的付出被认同的时候，他的欣喜与手足无措，却是让我心疼的

面对那个手足无措的爷爷，我匆忙离开，而，没走几步，我的衣服被拉了一下，回头看
居然是那个穿着蓝色破旧衣服，一脸严肃的小男孩，他拿着他的笙。

他小小一个人，掷地有声的跟我说，我爷爷说了，不能白拿人家的钱，我们刚才没演好。我得再给你演一段……
他说完，就立正站好，完全像一个演员在舞台上一样，就在新世界商城对面的公共汽车站牌下，很认真的为我吹起了笙……

真的，我无法写下我当时的震撼于澎湃，总之瞬间我的眼泪就奔了出来，而我必须忍住，忍住，因为他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被尊重。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怪异的讨论，莫名的冷漠，或者谈论，我就定定的站在他对面，等他把一首曲子吹完，然后他给我鞠个躬，说，谢谢！就跑开了，完全不似一个孩子

而他一走开，我的眼泪，瞬间就飚了出来……

四号陌生人

很多年以来，几个大人带着我们几个年轻点儿的，一直在一起盖学校。从不到处说，也因为我们有着共识，说了就会有人骂你摆样子，就会有人觉得你做的不够，就会有人声称你要做更多，索性干脆不讲。

上个月末，我们在晋北的一所简单的小学落成，但尚未有家具课桌。这次排队排到我，于是赶去。结果我就关键时刻掉链子了，怨不得任何人的，我把背包掉在了县城里。坦白说，丢的钱不多，但却是最需要的钱，不跟木匠作坊结账，就没办法拉走课桌送去村子的小学校里，而最要命的是，我稀里马虎的，把手机、身份证、钱包、工作证等等所有重要的东西通通都丢了，连个电话都没办法打。于是站在脏兮兮的招待所门口，无助的哭了……

四号陌生人出现了，是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后来知道，他是天津人，做矿的。去那座晋北小城，是因为他的一个矿出了事故，他亲自去安抚其中一个家在那座小城的事故矿工的家属。他坐着一辆在那座土黄色想小城里看起来如此高级的奥迪车，缓缓开过我站的招待所门口，大约是看到一个站在门口哭的稀里哗啦的女生吧，于是停车，走过来问我，是怎么了。而我也顾不得什么其他，大致说了下，但鼻涕一把泪一把，也就没什么逻辑，就一直说对不起孩子们，校长还在等我的课桌，我还没给他们救助的伙食费，都是我不好，等等等等。

四号先生用一根烟的功夫听完，扔掉烟头，然后一边取钱包一边问我，你从北京来的吧，志愿者吧……就这样，他给了我1200块钱，然后走到车上，对着窗口说了几句，里面就递出一支电话。他走回来，把电话给我，然后说，只能先给你这么多，剩下的你还是得自己想办法的。再给你个手机，你试着联系联系你们北京的人吧，先应急再说。

然后他看我也不是个会说话的人，好像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于是就上车走了。过了半晌，我才反应过来，我是遇到一位煤老板，而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用他给的电话，我联络了北京的前辈，前辈联系了太原的哥们，送钱送物，解救了我，而他给的1200块钱，也确实在最需要的时候搭救了我一把。顺便说一嘴，其实盖学校或买课桌椅这件事，在广大的中国农村，还是很廉价的。晋北的学校，五大间+全部课桌椅，不过7万人民币……

回北京的车上，我仔细的翻阅过那支很旧的手机，好像他们是来自山西榆次的，因为里面有好几个当地号码的固定电话，但我却无法知道他的名字。我一直等待那位帮我过的四号陌生人再打来，但却从未。不久之后，一位中年男打给我，号称是电话的机主，请我快递回去给他，并告诉我们，他的老板也去了那所学校，捐了2000本书，并且告诉我那次的邂逅是因为他去处理事故遇到的矿工家属，而至于名字，他却从未对我说过。

至此，四号陌生人的故事，也就结束了，一样的，我想我很难再遇到他。

对于北京人来说，很难想象距离你100公里的北京郊区就会有山区的农民穷到年收入500元，也很难想象仅仅就在山西北京交界处不远，沿着古长城的村落，就有人穷到一家一条完好的裤子，谁出门谁穿，这些，听起来都太像传奇，太像故事了。人就是这样的，总认为贫困距离自己很远，总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的态度去面对那些其实距离你不过几十几百公里的活生生的存在。

人人都愿意去指责那些富人，一听到煤老板就觉得都是人渣，赚的是沾着人血的钱，而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里，是不是富人都是从不做好事的冷血动物？当你知道几十亿的救灾捐款都去了哪儿的时候，你还会为当年王石坚决不肯向红十字会捐款而遭受的种种指责投赞成票吗？

每个人，对我们身处的世界都充满着不满，但重点是，在指责和批判以外，我们是不是可以身体力行的做一点事情。假如，一个富人做了，那不管他的资本积累是怎样完成的，也不管他捐出来的钱占到他财产比例有多么小，只要他做了，那至少在这一点上面，他就比那些什么都不做，但一直在抱怨和指责、挑毛病的普通人，来的有意义与有价值。

在周周的第一本书里，他选来写序的朋友有段超精彩的话：“他坚信一件事，穿着Prada， 戴着劳力士，并不妨碍内心仰望星空，也不会迷失在选择的面前。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不应该被划分的那么明确，它们并不相悖，如果世间的万物平等，那么它们都闪烁着本质的光芒。”这几句话，是我想说的。

叔本华说，我即他人，人皆众生。

Nownow 完稿于首都机场。

http://nownow.blogbus.com/logs/45452083.html#tb

2004 年6月，我去哈佛大学当了三个多月的访问学者，肯尼迪学院为我安排的住处就在查尔斯河边上，每当日落，我都会一个人去河畔的草地上散步。

河水很清缓，岸边的乱石都没有经过修饰，河上的石桥一点也不起眼，三百多年来，这里的风景应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我每次走在那里，总会浮生出很多奇妙的感觉，我在想，这个河边，这些桥上，曾经走过34 位诺贝尔奖得主、七个美国总统，他们在注视这些风景的时候大概都不过三十岁，那一刻，他们心里到底在憧憬一些什么？

我还常常想起那个影响我走上职业记者道路的美国人。1908年，正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沃尔特·李普曼就住在查尔斯河畔的某一座学生公寓，一个春天的早晨，他忽然听到有人敲房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正微笑地站在门外，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 我是十八年前，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读罗纳德·斯蒂尔那本厚厚的《李普曼传》时遇到这个细节的，那天夜晚，它象一颗梦想的种子不经意掉进了我未尚翻耕过的心土中。

在从此的很多年里，我一直沉浸在李普曼式的幻觉中。我幻想能够象李普曼那样的知识渊博，所以我在大学图书馆里“住”了四年，我的读书方法是最傻的那种，就是按书柜排列一排一排地把书读下去；我幻想成为一名李普曼式的记者，在一个动荡转型的大时代，用自己的思考传递出最理性的声音，我进入了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在六年时间里我几乎跑遍中国的所有省份；我幻想自己象李普曼那样的勤奋，他写了36年的专栏，一生写下14000篇文章，单是这两个数字就让人肃然起敬，我也在报纸上开出了自己的专栏，并逼着自己每年写作一本书；我还幻想象李普曼那样的名满天下，他读大学的时候就被同学戏称是“未来的美国总统”，26岁那年，正在创办《新共和》杂志的他碰到罗斯福总统，总统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全美三十岁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你很难拒绝李普曼式的人生。任何一个行业中，必定会有这么一到两个让你想想就很兴奋的大师人物，他们远远地走在前面，背影飘渺而伟岸，让懵懵懂懂的后来者不乏追随的勇气和梦想。

当然，我没有成为李普曼，而且看上去将终生不会。

我遇到了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物质时代。财富的暴发成为人们唯一的生存追逐，没有人有兴趣聆听那些虚无空洞的公共议题，如果李普曼的《新共和》诞生在今日中国，销售量大概不会超过2000册，社会价值的物质性趋同让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成为最边缘、最被扭曲和受冷淡的一个族群。

我所在的传媒机构是一个“消息总汇”，它要求自己的记者汇总新闻而不可多做评论，在更多的时候它甚至鼓励记者去采集一些先验式的、“激励”人的经验报道。这里没有李普曼的新闻传统和传播土壤，思想在一条预先设定好的坚壁的峡谷中尴尬穿行，新闻沦为意识形态的弄臣。

我没有办法摆脱自我的胆怯和生活的压迫。我躲在一个风景优美的江南城市里，早早地娶妻生子，我把职业当成谋生和富足的手段。我让自己成为一个“商业作家”，在看上去舆论风险并不太大的商业圈里挥霍自己的理想。李普曼写给大学同学、也是一位伟大记者约翰·里德――他写出过《改变世界的十天》――的一句话常常被我用来做自我安慰：“我们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

这些年来，我偶尔回头翻看李普曼的文字会坐立不安。这个天才横溢的家伙著述等身，但被翻译到中国却只有一本薄薄的《公众舆论》，这是他32岁时的作品。在这本册子中，他论证了“公众舆论”的脆弱、摇摆和不可信任。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和规模使得一般人难以对它有清楚的把握。现代人一般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很少认真涉入公众事务讨论。他们遇事往往凭印象、凭成见、凭常识来形成意见。正因如此，社会需要传媒和一些精英分子来梳理时政，来抵抗政治力量对公众盲视的利用。这些声音听起来由陌生而熟悉，渐渐的越来越刺耳，现在我把它抄录在这里，简直听得到思想厉鬼般的尖叫声。

尽管遥不可及，但这个人让我终身无法摆脱。我常常会很好奇地思考这个国家的走向与一代人的使命――这或许是李普曼留给我们这些人的最后一点“遗产”，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大历史的苦思中而不能自拔 ――当物质的繁荣到达一定阶段、当贫富的落差足以让社会转入另外一种衍变型态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储备了足够的人才和理论去应对一切的挑战？我们对思想的鄙视、对文化的漠然、对反省精神的抗拒，将在什么时候受到惩罚和报应？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个人来讲，这都是一些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我曾在哈佛燕京学社向著名的儒学家杜维明先生请教，“一旦精神真空的社会发生思想危机的时候，谁将成为最有力的拯救力量？”那天的午后阳光很好，杜先生请吃的自助西餐很合口，但是离开的时候我还是一派茫然。

这两年来，我把自己的时间大半都投入到中国企业史的梳理和写作中，我想在这个极其庞杂却并不辽阔的课题里寻找一些答案出来。我想静下心来做一点事，为后来者的反思和清算预留一些略成体系的素材，我还企图证明，这个社会的很多密码和潜流可能会淹没在中国经济和公司成长的长河中。我已经决定在四十岁的时候结束我的职业生涯，然后以一种更旁观的身份来观察和记录这个时代。在我的生命中，李普曼式的梦想早已烟消云散，唯留下的只有一些听上去很遥远、却让人在某些时刻会产生坚定心的声音。1959年9月22日，李普曼在他的70岁生日宴会上说――

“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十八年前，一个叫吴晓波的中国青年读到李普曼和他说过的这段文字。十八年来，时光让无数梦想破碎，让很多河流改道，让数不清的青春流离失所，却只有它还在星空下微弱地闪光。